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命运与共三十年
主持人叶蓉:在企业家精神当中,应该有这样的内容:他们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应该是优秀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这可能也是本届文化讲坛的立意之所在。
我记得柳传志先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让人动容的话:“联想之于中国,就像水在水中。”中国企业家的30年,应该是与伟大祖国命运与共的30年,中国企业家之于中国,就像水在水中。首先,请柳传志先生发表演讲!(全场鼓掌)
我带着管理层到国家电子工业部下战表,要高举民族工业大旗,狠狠地打一仗
今天的主题是《命运与共三十年》,我有点儿年龄优势,对30年前的事情有所记忆,我就拿这事儿开头了。
1961年,我17岁,正好要上大学。那是困难时期,当时我一个月有30多斤的粮食定量,但是没有油水。有天夜里,我饿得不行,起来把两颗治感冒的大中药丸子吃进肚子里。(全场笑)
1970年,那是“文革”期间,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作。上班的第三天早上,操场上的大喇叭响起来了,叫大家到操场上集合,军管会有话说。就在那天早上,又揪出一个“五一六分子”。这样的事一个月里连续发生,1000多人的计算所被相继隔离了100多人。
想起这些事,跟今天一比,恍如隔世。
1978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写怎么养牛的新闻,让我激动不已。我想,报纸怎么登这个事,不是一直讲斗争吗?可能以后真的会有变化。
我拿这个开头,就是想说,改革开放真的是来之不易,希望后来的人们永远记住过去是什么样子,使得改革开放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另外还有一点,人总得活得明白,还得有感恩的心态。
30年下来,咱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了不得。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达5.1万亿元,2006年是3.8万亿元,一年增长了1.3万亿。1.3万亿是个什么概念?1978年我国全年的财政收入才是1100亿元。有了这么多钱,政府就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比如怎样发展我们的国家,怎样加强国防、解决民生问题。我们企业能做什么呢?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按章纳税,把更多的利润提供给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可以说,在政府所办的事情中,也体现了企业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除此以外,企业家们还做了哪些事情?企业各有特点,今天在座的两位企业家都是我的朋友。南存辉先生从事的是制造业,整个制造业为中国提供了多少就业机会?!马云所在的企业创造了一种新的运作方式,大大降低了运作成本,相信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推动。
我所在的企业联想,也做了一些事情。我们是由中国科学院办的企业,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把科研院所的成果产业化。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解决观念的问题,要解决机制体制的问题,等等。这是联想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在跟国外PC(个人电脑)领域大企业的竞争中,我们占了上风,后来还打到了国外。
在电脑行业,1990年以前国家为保护民族工业、国有企业,采取了高关税、批文的方式,就是进口PC机要有批文,还要征收200%到300%的高关税。结果是中国自己做的电脑一塌糊涂,各行各业都没法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在那种情况下,马云的公司根本没法开。(全场笑)
后来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从1990年开始逐渐降低关税、取消批文,使得国外产的PC机大量进入中国,各行各业都得到了发展,但是中国的品牌电脑企业受到了极大冲击,立刻溃不成军。
那是1993年年底,我们公司第一次出现了完不成年度销售指标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开始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做。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远远不如国外大公司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坚持打民族品牌?真的彻底拼不过,我们就干脆做代理算了。我们研究了两三个月,研究透了,决定要拼下去。我们做了大规模的自我调整,我带着全体管理层到当时的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那里下战表,表示要高举民族工业大旗,狠狠地打一仗。
就从那年开始,我们真的逐步翻身了。
到1996年,我们的销售份额第一次在中国市场上占到第一位。在这以前,国外品牌PC产品的销售额占了整个中国市场的70%以上。这以后,我们越做越大,占到市场销售总额的30%。再后来就出兵打到了海外,并购了IBM,哦,是IBM的全球PC业务。(全场笑,鼓掌)一路走来,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今天看来这个并购成功了,更准确地说是成功的,还不敢说“了”。并购前,联想的营业额是30亿美元,到了今天,我们做到了170亿美元。这不才公布说我们进入了全球500强企业排行榜,就凭着这170亿美元做了最后一名(编者注:实际为第499名)。(全场笑)另外,联想的利润由并购前的1.6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4.8亿美元,也翻了3倍。在全球股价大跌的情况下,联想的股价目前依然比并购前增长了大约两倍。
有人直接往珠穆朗玛峰上爬,我是爬一步,安营扎寨,再爬一步,再安营扎寨
如果不是国产品牌真的能和国外品牌抗争的话,中国今天的信息化建设不会发展得这么快。在国外品牌机占市场销售份额70%时,同样一台电脑,在中国卖的价格要比在国外高将近一倍。正是我国电脑产业跟上来以后,才能不让国外厂商抬价,逼他们相继降价,最后全世界价格一样。这其中,有我们的努力。
我记得联想刚开创的时候,我把公司的招牌做得特别大。当时四通公司跟我们在一个楼办公,他们就不干了,招牌上写的字比我们的还大,我就改到比他们的更大,他们也再改。(全场笑)比到后来,周光召院长跟我说,你们把字写这么大有什么意义,在美国只有穷光蛋才戴大金手表去吸引人。我说您说对了,我就是那个穷光蛋,没有钱,没别的法子去吸引人。
现在呢,我们成了全球500强企业,又是奥运顶级赞助商,企业实力、影响力自然就增强了。这也给咱们中国人长了志气。
1997年,我们就定了目标,要进全球500强。今年我们做到了,员工都非常高兴,我们准备好好庆祝一把,当然就是内部喝点酒。(全场笑,鼓掌)
这个目标的达成,也标志着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我们不光有目标,在管理上也下了功夫。比如供应链的管理,卖电脑像卖新鲜水果一样,是不能放的,它里面的重要部件,像存储器、CPU,随着技术的发展说降价就降价。因此,控制成本最重要的是缩短库存时间,做好供应链。今天联想能并购IBM全球PC业务,正是我们改造了它的供应链,使得它的整个成本大幅度降下来了。
另外还有关于技术的问题,到底是先发展核心技术还是先发展产品技术。很多朋友都说联想应该先发展核心技术。我心里明白,如果那时候发展核心技术,我们连饭都没得吃。你首先得卖得出去,站稳之后才能考虑发展核心技术。当然直接发展核心技术的也有成功的,让我非常尊敬的华为的任正非先生,他就是直接往珠穆朗玛峰上爬。我是爬一步,安营扎寨,再爬一步,再安营扎寨,最后成功了。
进行股份制改革,也是联想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公司是1984年由中国科学院投资20万元人民币创办的,百分之百的国有。但科学院的领导觉得这种高技术企业,人的能力是第一位的,员工拥有股份更能发挥创造力。1993年到1994年,我就开始跟院里谈股份制改革。在当时,科学院虽然是股东,但它没权力给员工股份。于是商定,院里发奖金给我们,当分红。此后,院里每年把35%的利润奖励给我,我没敢往下分,存了8年,一直到2001年,把净资产盘清以后,用这笔钱买了35%的股权,这样我们才真正成了企业35%的所有者。
有与没有,是有根本不同的。对于一家高科技企业来说,人的积极性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股权,完全是打工者的心态,很多事情做不到。
更现实的意义是,当初我领着创业的这群老同志年龄相对都比较大了,而且对商业不熟悉,后面的年轻同志应该上。这些老同志脑子的退休年龄到了,但身体的退休年龄还没到。(全场笑)在这种情况下,一声“下去”,企业的利益就跟这些吃尽千辛万苦的老同志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这么做。企业就只能拖着,做不大。但现在有了股份,我就可以跟他们说,咱们是老园丁,开创果园千辛万苦,再往下做,年轻人比我们合适,但苹果熟了,第一筐摘下来得搁到咱们家里去,咱们让位给年轻人怎么样?大家都同意。果然,年轻人做得比我们好,所以就一筐筐地往老同志家里送苹果,大家都高兴,企业顺利发展。(全场笑,鼓掌)这个经验在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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