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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web武汉|赵凌云:走好武汉复兴的关键一步

来源: 大江学术/ 赵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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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只有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才具有丰厚的价值和旺盛的生命。读懂武汉的历史、理解武汉的现实、开创武汉的未来,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武汉人提出“复兴大武汉”的强烈追求。这既是武汉市民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武汉已经站在城市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开创现代化大城市建设的新征程。

“十四五”时期是武汉复兴新征程的第一步,是开局的一步,更是关键的一步。如何走好这一步,是值得每一位武汉管理者和武汉市民关注或思考的问题。

1、强城市自信,确立历史自觉

城市是一个有生命、有意识的集合体。城市自信、城市自觉,是城市集体意识与集体意志的核心,是凝聚全体市民的核心价值,是引领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是推动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自觉与自信引领城市走向兴盛。古今中外,城市的兴旺,往往跟这个城市的精神有直接的关系,缺乏自信、缺乏自觉,城市最终会陷入衰落。

20世纪90年代,伴随国家“两个大局”战略(即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的一个战略思想: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的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向沿海地区倾斜,中部地区发展减速,武汉发展减速。

进入新世纪,武汉开始觉醒,先后发出“武汉在哪里?”“武汉怎么办?”“武汉何处去?”等历史性追问。在这种追问之下,武汉先后提出建设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等奋斗目标,逐步汇聚成复兴大武汉的强烈追求和现实行动。今天,武汉又处于进一步增强城市自信,进一步树牢历史自觉的关键时刻。武汉要突破在中部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定位的视角,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基点上,再一次叩问武汉的未来,再一次定位武汉的未来,推动武汉再增信、再自觉。

第一,从历史的纵坐标上看,武汉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地理枢纽。英国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认为,站在人类历史或全球大格局的角度,俄罗斯地区是支配整个人类历史的地理枢纽,是人类历史地理上的中心地带。他把这个地区命名为“历史的地理枢纽”。

中国5000年文明有没有历史地理枢纽呢?中华民族由北而南,多种民族,多元互构,农牧互动,交融锻造共同体意识,构成中华民族,发展成现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这里头有没有地理枢纽?我们认为有,就是武汉,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就是一个重要地理枢纽。从总体上来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发展,就是围绕武汉地区为枢纽而逐步展开的。武汉的地理枢纽地位也经历了一个层积累加、内涵日渐丰富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军事地理枢纽、经济地理枢纽、行政地理枢纽、政治地理枢纽等逐渐叠加的重要内涵。

早在3500年前,武汉就成为商朝南方军事重镇。以盘龙城为依托,商朝得以对南方进行统治,掌控鄂东南铜矿资源及其开采、运输。以盘龙城为据点,以武汉为中心,形成以江汉平原为腹地的商文化圈。战国时期,武汉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商业枢纽。周室衰微,楚国兴起,武汉开始成为支撑楚国开疆辟土的战略后方基地。秦汉时期,武汉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沉寂,然后逐步发展,奠定了南方工商业枢纽地位。东汉时期,武汉是南方青铜中心、铸镜中心,还是青瓷主产区之一。东汉后期,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武汉所在的荆州地区,沃野千里、市民殷富,为后来武汉的九省通衢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国时期,武汉及周边成为三国争雄的战略枢纽,最终成为定鼎三国的支点。特别是孙权选择鄂州建都,试图“以武而昌”,武汉成为中原政权和长江下游政权控制长江中下游及整个东南地区的战略枢纽。

东晋时期,南方开始获得长足发展,中国经济重心第一次出现南移的高潮。武汉地区隶属于荆州,比邻扬州,是中国南方发展的前沿地区。当时,武汉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也就是说当时整个国家的粮运、货运以武汉为枢纽。唐代,武汉成为九省通衢,成为中央王朝南方水上转运中心,成为朝廷经济命脉枢纽。安史之乱后,北方不宁,河运、漕运中断。江淮租赋改道经鄂州、荆州、襄州北运,形成了江汉漕运。江汉漕运,是中国漕运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武汉成为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枢纽。宋代,武汉成为抗击金兵和收复中原的战略基地。岳飞把鄂州作为抵抗金兵南侵和收复中原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前沿。元代,武汉被确定为湖广地区的首府,成为湖广区域行政中心。在军事枢纽、经济枢纽的基础上,武汉又叠加行政枢纽地位。明清时期,武汉开始形成一体化城市,形成三镇整体发挥历史地理枢纽作用的格局。汉口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成为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湖广地区的市场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到清末,武汉的这种历史地理枢纽地位达到高峰。

汉口开埠,武汉的市场化、城市化、开放化水平快速提升。特别是张之洞启动和加快了武汉的工业化、商业化、开放化、近代化步伐,武汉诞生了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份工业合同,武汉成为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领先者。从产业实力来看,武汉当时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二;从金融来看,汉口成为与上海、天津、广州并列的全国四大金融中心;在对外贸易方面,1867年至1911年的45年间,武汉的直接进出口额有25年处于第四位,有20年处于第三位。武汉的市场枢纽地位、开放枢纽地位非常突出。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武汉又成为中国革命枢纽。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英雄城市百年荣光——简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上的武汉贡献》,归纳了武汉在党的历史上、中国革命历史上的30个主要贡献,也就是30个“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地、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地、中共组织体系走向正规化的起始地等。从历史上看,武汉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军事枢纽、经济枢纽、行政枢纽、政治枢纽、革命枢纽。这五大枢纽是通过历史的层积累加形成的。

第二,从历史的横坐标看,武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地理枢纽。人类文明的演变、世界各民族的兴衰有地理规律。基本地理规律就是,北回归线到北纬60度之间的地带,是人类文明的中轴线。古埃及的孟菲斯、古巴比伦的巴比伦城,波斯帝国极盛时期的首都苏萨,都在北纬30度附近。楚文化的生成,也是在北纬30度的长江流域。5000年来,人类文明重心沿着这条中轴线由东向西移动。重心最早是长江、黄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恒河这些区域,四大古典文明都在这个区间范围内。然后,文明重心自东向西推进至古希腊、古罗马,再就是地中海沿岸的米兰、威尼斯。再向西推进就是荷兰,16世纪,荷兰第一次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再往西推进到英国,再往西推进到美国。20世纪中叶,再往西推进,越过太平洋到亚洲,到日本,到亚洲四小龙。现在又开始回到了长江、黄河、印度河、恒河所在的亚洲地区。

2020年,亚洲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达到38%,世界500强企业亚洲占227个,全球10个可持续竞争力最强城市中,亚洲占了5个。中国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长江经济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脉、国运所系。长江经济带在我国人口和经济量中占到40%以上。下一步,这个比重还会加大。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则是中华民族的父亲河。因为它相对于黄河的包容、内敛、温润而言,长江是开放、开拓、创新的。武汉正好位于长江的中游地区。因此,长江是未来中国国脉、国运所系。武汉居长江之中,是国脉、国运的重要枢纽,也将是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地理枢纽。

第三,面向未来,武汉是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地理枢纽。“十四五”时期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地理枢纽在哪里?在武汉。因为国内大循环说到底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循环,是城乡之间的循环,是地区之间的循环。这种大循环,依靠市场、依靠流通、依靠交通。而武汉正好是国内市场中心、国内物流中心、国内交通中心。内循环越大,内循环越密集,武汉就越重要。内循环与外循环结合度越高,武汉就越重要。安史之乱后,武汉的地位迅速抬升,为什么?因为武汉成为南粮北运、江汉漕运的枢纽。这就是重要的内循环。武汉为什么能够成为江南四大米市?近代武汉为什么能够成为经济实力、综合实力第二的大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汉的九省通衢地位。武汉是在所有城市中能够把内贸与外贸有机结合起来的城市。上海、广州、天津,主要是外贸,而武汉既有内贸,又有外贸,既有内循环,又有外循环。下一步,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武汉的地位将日益提升,日益凸显。

武汉要确立大历史视角、大时代视野,要从历史中寻求历史自信、历史自觉。通过自信,增强发展动力;通过自觉,明确发展目标。武汉过去是民族发展的地理枢纽,未来要继续当好地理枢纽,要当好民族复兴的地理枢纽。

2、对标新阶段,担当新使命

自信与自觉必须转化为行动。面向新发展阶段,对标新发展要求,必须确立武汉未来30年的全局定位。“十四五”时期,要开好局、起好步,关键要确立武汉未来30年在中国现代化版图中的地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定位,担当新使命,强化、拓展、巩固地理枢纽地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新要求、新部署。这是武汉“十四五”发展的根本遵循。武汉“十四五”发展,要对标、对表。特别是要贯彻落实“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

2021年以来,党中央又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包括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等。武汉“十四五”时期要加快落实这些新决策、新部署。在新的历史时期,武汉要担当新的使命。我把这种新的使命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担当战略支点使命;第二,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担当承上启下使命;第三,在新发展格局中担当战略枢纽使命;第四,在现代化新征程中担当率先示范使命。

第一,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担当战略支点使命。武汉位于中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共命运。20世纪90年代,武汉的发展速度减缓。进入新世纪,武汉提出复兴大武汉的目标。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武汉的崛起提供了宽阔的平台。武汉也因此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时明确提出,努力把湖北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争取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走在全国前列。如果说湖北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那么武汉就是支点的支点。新的历史时期,中部地区崛起进入了新阶段,也就是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把中部地区崛起主题上升到高质量发展。这个重要文件八次点名武汉,八次定位武汉。其中特别强调,在长江沿线建设中国(武汉)光谷,选择武汉等有条件的城市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武汉信息光电子等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支持武汉都市圈建设,加快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加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提升武汉区域航空枢纽功能,鼓励武汉建设临空经济区等。

这八个新的定位、八个新的要求高度契合武汉市“五个中心”建设目标。可见,武汉与中部地区共命运,武汉是中部地区支点的支点。在中部地区崛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武汉要进一步当好战略支点,服务好中部地区的崛起,服务好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担当承上启下使命。纵观武汉几千年的历史,武汉与长江共命运。古代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武汉之所以成为“大武汉”,就是得益于长江。近代化能够在武汉率先突破,张之洞设钢铁厂,把武汉建设成为近代的工业、商业、文教等多个中心,重要因素就是长江。长江兴则武汉兴。反之,长江阻塞,武汉就衰落。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武汉是衰落的。那是因为宁汉对峙和日本入侵阻塞了长江航道。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长江中上游航运发展缓慢,武汉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新世纪以来,伴随长江黄金水道的通畅,武汉在长江经济带的地位开始复兴。所以,武汉发展得益于长江经济带,得益于长江。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长江经济带的内涵,即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等四个带。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推出《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调整了四个带的提法和内涵,把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从第四位提到第一位,新增加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再就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和东中西互动、协作、协调的发展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武汉地处长江中游,要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承上启下,在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中承上启下。阳逻港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亿吨大港千万标箱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武汉港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陆内河港之一,为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下一步,还要继续做贡献,要切实在长江经济带转型发展中承上启下。长江经济带转型发展,就是要通过长江将沿海产业向内陆地区有序转移,在承接转移中接续、升级,武汉要发挥好承接产业、提升产业、转移产业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外,武汉要在长江经济带东中西合作发展中承上启下。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长江为主脉、为重心。武汉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中要承上启下,这是新时代赋予武汉的使命。

第三,在新发展格局中担当战略枢纽使命。武汉与国家的发展格局同呼吸、共命运。国家的发展大布局、大格局深刻地影响武汉。建国以后,党中央作出“钢铁过江”的重大决策,“一五”时期156个重大项目有7项布局在武汉,奠定了武汉现代工业的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武汉成为全国改革诸多试点地,包括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制改革等。90年代沿海开放开发大规模展开以后,武汉一度减速。新发展格局以内循环为主体,提升了武汉的地位,彰显了武汉的核心优势。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核心优势,即别人没有办法比、比不过的优势。北京的核心优势是首都、国家政治中心,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比。天津是卫城,保卫北京,这个也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比。上海、深圳、广州是开放前沿,别的城市也没有办法比。那么,武汉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核心价值是什么?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武汉有很多优势,如科教优势、产业优势、江河优势等。但是,这些优势是可以替代的,是可以置换的,是可以学习的。

武汉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就是我们开头所分析的,武汉是国内市场枢纽。以武汉为中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国内大部分市场都在这个圆圈里面。重庆、成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都在这个圆圈里。武汉既是内循环的战略枢纽,也是外循环的战略枢纽。所谓货到武汉自然活,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只有到了武汉,才能够进入中国的内陆市场。武汉作为市场枢纽,特别是国内市场枢纽的这个优势,是别的城市难以复制的。再怎么信息化,交通再怎么快捷化,有市场就有物流,有物流就有运输,有运输就有时间成本、交通成本。武汉作为国内市场枢纽具有的区位优势,接近国内市场的优势,是别的城市难以替代的。正是由于这个核心优势,使得武汉在新发展格局中,能够而且必须担当战略枢纽的地位。

这里要避免一个新的误区,即武汉到底是商业性城市还是产业性城市的问题。武汉作为国内市场枢纽,既要发展市场以及与市场有关的流通体系、物流体系、服务体系,更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这一点武汉是有教训的。古代伴随九省通衢地位的确立,伴随内陆市场中心地位的确立,武汉逐步固化为码头,所以武汉有码头文化。张之洞初步培育了近代产业体系,但是没有长足地接续发展。粤汉铁路通车以后,武汉的贸易地位下降。由于缺乏产业的跟进,武汉整体地位逐步下降;由于缺乏产业的基础,大量的商品或物资“过境不住”。所以,近代以来的一个时期,武汉成为纯粹的过境贸易港口。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高速公路、航空运输的发展,长江黄金水道衰落,武汉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进入新世纪,通过武汉港的建设,提升了武汉在黄金水道中的地位,伴随汽车、高新技术等新产业的发展,武汉的地位迅速提升。所以,在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市场枢纽的核心优势不能忽视产业的发展。相反,武汉必须有大市场,更需要有大产业,要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四,在现代化新征程中担当率先示范使命。敢为人先,勇立潮头,是武汉精神的重要元素。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武汉是敢为人先的。特别是近代以来,率先发展近代工业,率先开放,率先推进改革。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那么多第一次很多发生在武汉。所以说,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过程中,武汉都是走在前列,示范引领的。在下一步强起来的过程中,武汉还要不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如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这是值得武汉人思考的问题。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必须瞄准一个新的参照,那就是现代化。现在,国家已经按照现代化这样一个新的参照系布局了三个示范区。深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上海浦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新一轮现代化征程中,武汉在哪个方面示范引领?我们建议,在新征程上,武汉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先行示范区”,并以此争取中央的支持。

为什么要以这个为主题?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的最高境界。第二,中国已经向世界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这是现代化的重要目标。第三,长江经济带要绿色发展,武汉位于长江中游,要率先实现绿色发展。第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也是绿色发展。

武汉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先行示范区”有必要,也有条件。武汉搞“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搞了十几年;建立了碳交易市场;武汉滨江、滨湖有广阔的生态空间。所以,如果国家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先行示范区”,武汉应该志在必得,当仁不让。我们要有这个追求,要有这个担当。要加快修复“两江两屏障、百湖一平原”生态安全屏障,依托大别山、幕阜山、江汉平原、长江、汉江,修复生态安全屏障。要依托碳交易市场,依托绿色产业,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率先推进武汉的绿色发展,包括绿色制造、绿色农业、绿色服务、绿色生活。要率先探索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策、体制、机制。通过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武汉高质量发展,探索武汉现代化的新模式、新路径。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发的现代化国家,走的是先破坏后修复的道路,这是一条黑色现代化、灰色现代化的道路。绿色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涵。武汉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先行示范区”,是武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追求、责任和担当。

3、实施新举措,迈上新台阶

五年规划承担着特殊的使命。中国的规划体系包括短期、中期、远期三个层次。短期规划叫年度计划,是管速度、管规模的。长远规划是管方向、管经济发展的阶段。一个长远规划,一般10年到15年,是管大阶段的。五年规划是管结构、管质量的。每一个五年规划,都要实现一次结构的升级、结构的迭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要上一个台阶。对于城市来讲,每五年都要实现一次实力、体量、能级的提升。这是五年规划所包含的价值追求、目标追求。“十四五”时期,武汉要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建设开局奠基起步。因此,要立足当下,脚踏实地,同时要登高望远,高瞻远瞩。要作出新部署、实施新举措、厚植新优势、迈上新台阶。

经过新世纪以来四个五年规划的发展,特别是“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武汉已经大踏步赶上了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的发展速度,进入了武汉崛起的快车道,为大武汉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经济总量规模看,2000年,武汉的地区生产总值只有1207亿,人均只有15000元人民币。2020年,武汉经济总量是1.56万亿,人均15万元,增长了10倍以上。2021年上半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28.6%,在全国城市中排第1位。武汉经济总量在全国城市中位居前十。这是什么概念呢?2010年,武汉经济总量在城市中排名第12位,10年前进了两位,进入前十,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2020年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排名,武汉也进了前十。可以说这20年,武汉的综合实力、经济实力迈上了新台阶。

从经济结构与整体素质上来看,武汉也迈上了新台阶。2019年,武汉的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了60%,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4%。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达到了25.76%,超过了1/4。

从城市的功能来看,武汉也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交通枢纽、“祖国立交桥”、武汉港、轨道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提档升级,特别是绿色空间大幅拓展;中欧武汉班列辐射3个国家、76个城市,各类货运航线63条;成功举办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城市的功能大幅度跃升。

从城市的品质来看,武汉也迈上了新台阶。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前实现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城市低保、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社会综合治理获全国“长安杯”。特别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打赢了疫情防控阻击战,武汉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为“英雄的城市”。可以说这20年,武汉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也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过程。

那么未来30年武汉能不能领跑呢?能不能在中部地区领跑乃至在全国领跑?这是要思考的问题。如果说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武汉发展滞缓,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武汉跟跑,第二个十年是从跟跑到并跑,那么未来的十年,武汉应该是领跑。

《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武汉新征程”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强调“十四五”时期,武汉要站在新的起点上,锚定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总体目标,打造“五个中心”。纲要可以概括为“1、3、5、7、15”。“1”,一个主题,即现代化大武汉;“3”,三个定位,即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5”,五个中心,即全国经济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区域金融中心;“7”,七个更加,即城市能级更加强大、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改革开放更加有力、文化魅力更加彰显、生态环境更加优美、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城市治理更加高效;再就是“15”,即15个方面的重大的举措,其中很多举措令人耳目一新。比如说新发展格局下的新沿海、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交通强国示范城市、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城市更新行动等等。特别是新发展格局下新沿海的提法令人振奋,我们当年就提出说武汉是内陆沿海城市。由于武汉新港具有海港功能,武汉已经是沿海城市了。现在从武汉新港到上海洋山港,直线距离没变,但时间变了。武汉可以和洋山港直接对接,把海港的功能移植到阳逻新港。所以这个提法很新颖,也符合战略枢纽的这个要求。纲要高度契合武汉发展新征程、新阶段、新格局、新理念,体现了武汉在未来30年的新定位、新要求、新优势。

如何开辟武汉未来30年发展的新征程?除了落实好这个纲要以外,还要做好三件打基础、管长远的事情。

第一,要厚植优势。武汉优势很多,但是这些都是要素优势、传统优势、静态优势,是可以替代或迁移的。比如说科教优势、人才优势,都是可以塑造的。现在,必须打造新的优势,那就是要厚植核心优势。对传统的优势要有危机感。城市的地位是变动不居的,受经济、人文、自然地理的影响。印度为什么能够成为软件外包第一大国,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正好跟硅谷在同一个纬度上,而且恰好跟硅谷的时差是12个小时。硅谷那边下班,印度上班;印度下班,硅谷上班,工作链条接续起来了。城市的优势是变动不居的,一个很小的事情,就会决定城市命运。因此,对九省通衢、得中独厚、科教优势等要保持一份清醒,要有培育新优势的紧迫感。

如何培育新优势?首先,既要重物的优势,又要重人的优势。武汉最大的优势、最大的资源还是人。看一个城市发展的优势条件,不能只看港口,不能只看产业,还要看到人。这1000多万人,100多万大学生,这么多大学所承载的科学家和人才优势,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这个还有很多文章可做。其次,要发挥“科”的优势,更要发挥“教”的优势。我们讲科教优势,讲着讲着,最后就讲“科”的优势了,“教”的优势就不讲了。在这一点上,华中师范大学在努力,我们搞人工智能教育,搞教育大数据,搞智能化的学习,帮助武汉争取和建设智慧教育示范区。教育也是一个宽广而丰富的创新领域,可以形成很大的产业链。实际上,没有“教”的优势,难以汇聚创新资源,难以有发达的科技创新,要重“科”的优势,更要重“教”的优势。此外,要重区位优势,更要重生态优势。要重静态优势,更要重动态优势。总之,武汉不能躺在过去的优势上过日子,要厚植新的优势,特别是厚植核心优势。

第二,要巩固枢纽。枢纽的内核和灵魂就是两个字:市场。武汉是因城而立,因市而兴。盘龙城是城。真正带动武汉兴旺的是围绕盘龙城的商文化圈,以及与大冶、黄石青铜基地相联系的军工体系。城市,没有市是不行的。历史上,市场功能发挥好,城市就兴旺。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汉江改道以后,武汉就兴旺。市场功能受到阻滞,城市就衰落。武汉得中独厚,既是地理之中,还是市场之中,是人类文明中轴线之中,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之中。得中独厚不是简单的地理之中,这个“中”有着非常深厚的、深刻的历史内涵。市场永远是其中的灵魂。所以下一步,要培育做大市场主体,大力培育市场客体,做大做强市场平台;要加强市场服务,完善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金融市场;要改进市场规则。总之,巩固战略枢纽地位,重点是做好市场这篇大文章。

第三,要创新文化。城市的发展,在现代化前期,靠物的因素,靠区位因素,靠市场因素。进入现代化阶段以后,城市的发展靠文化。深圳本来没有什么资源,就是靠文化,靠文化把资源要素吸引过去。武汉文化积淀十分丰厚,有取之不尽的好东西,如勇立潮头、敢于创新的文化精神,但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武汉要走好未来30年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在文化上做文章。创新文化,关键要形成现代化的文化基因、现代化的文化密码、现代化的文化动能。

我认为,下一步特别要在四个方面创新。一是开放文化。要进一步向国内开放,向全世界开放。市委出台了关于“五个中心”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的实施意见,特别强调开放,这是非常正确的,要着力推进落实。二是市场文化。未来30年,市场决定性作用会越来越大。当然,政府的作用会越来越好。近年来,中央的宏观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就是把重心放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能力上面。以前遇到经济困难,就扩张需求,从财政政策的支出端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后,财政政策主要在收入端发力,即减税降费。这种减税降费直接落实到企业身上,落实到市场主体身上。中央把市场主体比作青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未来城市的比赛,首先是管理者之间的比赛、文化之间的比赛、市场主体之间的比赛。三是政务文化。武汉市出台了《2021年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非常必要。2021年8月8日《湖北日报》刊登了浙江干部怎么与企业打交道的案例,刊登了湖北省赴浙江跟班学习的干部的体会。我感觉,武汉政务文化跟沿海地区的差距还是很大。差距在哪里?其一是负责与避责的差异。沿海更多的是负责思维,部分武汉干部是避责思维。沿海的企业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困难,就找政府,政府负责帮助解决。我们这边呢,往往就是避责,这不是我的事,是你的事啊,互相推。其二是共情与冷漠的差异。沿海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有共情思维,就是说,企业办事报批遇到问题时,政府官员会为企业家着想,急他所急。武汉部分官员中的思维方式是,这是你的事,你来找我,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其三是服务与管理的差异。沿海是服务思维,政府服务企业,这是天职。我们这边,先管住再说。其四是效率优先还是程序优先的差异。沿海那边程序服从效率,在部分武汉管理部门这里,效率服从程序,这个弊端根深蒂固。我在武汉生活了40多年,有一些比较,有这么一点感悟。这种政务文化近些年有一些改变,但改变的速度与武汉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在政务环境、营商环境改造方面,武汉要走在全省的前列,走在全国前列。四是创新文化。武汉市出台了科创科技创新十大行动,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兼具,要大力推进。

大武汉的复兴既是城市管理者的责任,也是每一位武汉市民的责任。大武汉复兴,是武汉全体市民的利益所系、责任所系。希望全体武汉人,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瞄准现代化大武汉建设目标,锚定大武汉复兴追求,共同努力,共同奋斗!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赵凌云,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委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经济史学理论。)

原载《武汉社会科学》2022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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